法律层面：球员欠薪维权法律困局

从法律层面来评述这个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案例再一次折射出来了当前职业足球运动员维权艰难的局面，但是目前来看导致这一困局的主要原因可能更多是因为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部分司法机关误读相关法律条款。

首先从球员与俱乐部的法律关系出发分析，从法律关系角度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职业足球俱乐部劳动保障管理的意见》规定：“俱乐部应与球员等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除劳动合同法要求的必备条款外，俱乐部与球员、教练员可以根据足球行业特点，依法约定其它条款”，“俱乐部依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探索建立适应职业足球特点的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工时和休息休假等制度”。球员和俱乐部之间成立劳动关系，这个已经基本得到了确认，但是这种劳动关系和普通的劳动关系也存在一定差异，严谨一点说，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虽然受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规制与调整，但是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一定特殊性，具有足球行业的特殊性，比如可能存在高额违约金，比如不可能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比如可以有单方面委派是否上场参赛的权利，比如不可能随便衔接劳动合同法让球员可以在合同期内单方面辞职等。正因为存在一定特殊性，很多时候一般的法院和仲裁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确凿的请求权基础进行这种争议解决，因此各国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应该基于其特殊性交由专业体育仲裁机构进行解决。

其次从体育争议解决角度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当初立法的时候其实考虑到这个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2条规定了，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国务院目前仍未设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但是当前部分国内的法院和劳动仲裁委员会却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前述规定，即所谓地基于前述规定，排除了法院和劳动仲裁委管辖，并不受理球员和俱乐部的欠薪纠纷案件，这直接导致球员与俱乐部一旦产生劳动纠纷，基本可能陷入求助无门的局面，目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寻求救济的途径基本依靠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但是该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很尴尬，由于其并非《体育法》所规定的仲裁机构，因此其裁决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并不属于一份真正生效的法律文书，即使足协做出来了对球员有利的裁决，但是如果俱乐部并不执行此份裁决，那么球员是无法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这对于一些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甚至被取消注册资格的俱乐部来说，可以说是“虱子多了不痒”。

基于有些法院的误读，排除管辖权，从而导致《体育法》32条变向直接剥夺了运动员的诉权，这是有违基本法理的，也希望有关部门关心重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堵住这个法律漏洞，欠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产业角度层面：足球的社会属性与公众属性问题 ——足球不该只是在商言商

足球，不应该只是一个投资人的赚钱敛财工具，他应该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和公众属性，但是在中国，足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投资人的玩具或工具，或许客气一点的说法也是在商言商，投入产出以及退出路径可能才是产业资本应该考虑的问题，至于球迷，对不起，现阶段或许真的不值一提。

也许从另一个产业角度层面出发，人和如今的局面，或许也是早已埋下伏笔的，北京人和队的前身为上海浦东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95年，2006年至2015年期间，球队经历4次迁徙，从上海一路历经西安、贵阳和北京。在贵州期间，该队成绩达到了巅峰，人和队在贵州时期曾夺取过2013足协杯冠军和2014年超级杯冠军，并两度参加亚洲足球俱乐部赛事的最高级别比赛——亚洲足球冠军联赛。但是此后他们投入锐减，最终黯然降级后迁往北京丰台，虽然后来重返中超，但是对于北京球迷来说，由于老牌中超豪门北京国安的存在从情感上或许较难接受这支外来的球队。

也许平心而论，中国足球还欠缺球迷文化，还欠缺地域属性和社会属性，毕竟我们还在中国足球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中国足协规则的允许范围内，俱乐部股东出于逐利的目的、生存的本能以及资本不可避免的短视性，做出了一系列令球迷匪夷所思的搬迁选择或许都是可以理解的，或许出于商业角度规则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个人的观点这不代表在足球层面这样操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完全经济利益至上，但背离足球的社会属性，将会伤害广大球迷的感情。无论如何，足球这项运动，从来就不仅仅是在商言商。

作者简介：

丁涛，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体育产业法律委员会委员，主要执业方向为资本市场投融资并购、私募基金、文化体育娱乐产业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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